天台遊樂場　飛翔

一個慰安婦，一個勞改犯；離散了三十八年，終於再見。 戰後活下來，她只有兩個心願： 一是聽日本政府說聲道歉，一是打聽懸念的男人是生是死...... 袁竹林哭：「我找了你幾十年了。你究竟有沒有找過我？」 「我也找了你幾十年呀，我找不著呀……」 前年12月初，和大學好友逛書店時， 與李碧華所寫的"煙花三月"首次邂逅, 本以為是作家擅長的小說，簡單翻了一下， 才發現是以慰安婦為題材的報導文學作品， 厚厚一本，拿在手上.放在心上，都是沈甸甸地， 副標題著"中國近代最惆悵的重逢"，當場並未買下， 不料，卻成了魂牽夢縈的一種想念。 曾見過此書的簡體版，分神之際卻又再度擦身而過， 直至在所謂的69元書店見著了，雖然是封面已有破損的瑕疵特價書， 我仍滿懷欣喜地擁抱它， 正式翻開.定神閱讀，卻已是悠悠數月後...... 夜涼如水，心中波濤難平，不忍也不願睡去， 一頁一頁往下看，正似一步一步走入主角袁竹林生命的迂迴巷弄， 行住坐臥都擺脫不掉的肉身記憶，伴隨外界加諸的烙印， 生命或者瞬間就會嘎然而止，苦難卻始終看不到盡頭， 這樣一名女子，也許僅是時代洪流中的一滴煙花血淚， 卻如此卑微又真實地存在， 而我獨坐岸邊，默然觀看花自飄零水自流， 不知如何形容心底最深層.最複雜的感受...... 春日，三月已過，煙花依舊，燦然似夢。 ricefish 書評 : “杯子已經洗干凈了！”——李碧華與她的《煙花三月》 来源：《文汇报》2002年04月12日 　　2000年12月8日，在日本東京，一個并沒有強制力和約束力的民間法庭——“婦女國際戰犯法庭”正式開庭，對日軍在二戰期間“慰安婦”制度進行公開審判。來自中國大陸、朝鮮、韓國、中國臺灣、菲律賓、印尼、東帝汶、荷蘭等國家和地區的日軍性奴隸、受害者約七十多人出席，世界各地約一千名慰安婦、國際組織代表和數十家各國媒體記者到場參加旁聽。代表我國大陸二十萬慰安婦出庭向日本政府提出起訴的是郭喜翠、李連春、陳亞扁、黃有良、萬愛花、楊明貞、何尹子和袁竹林。 　　其中，78歲的袁竹林就是作家李碧華新書《煙花三月》的主人公，而袁竹林的東京 之行亦是由李碧華陪同。 　　那時，《煙花三月》大陸版權正在緊張洽談中。我與李碧華素昧平生，是通過一位 在美國搞藝術的中學同學黃錦江先生聯系，得知李碧華的這一最新作品，我們通了幾次 長途電話，發了幾次傳真。感覺中，李碧華是個坦誠、爽快、個性鮮明的女子，她對版 稅與印數沒有太多的要求，只是再三聲明：書須保持原貌，任何刪節必須經她本人同意 。為這事，我給她寫過一封信，告訴她我們仰慕其才華，看重這題材，作為一個中國人 ，更希望這個真實的故事能讓比香港、臺灣版多得多的大陸讀者知道。李碧華最終通情 達理，給了我們她能容忍的編輯權利，后來在近一年時間中，她與責任編輯徐如麒先生 仔細切磋，反復推敲，終于使該書順利出版。 　　記得兩年前，我在去北京出差的飛機上讀李碧華的香港版《煙花三月》，觸動我的 不只是這個真實、凄慘的故事。關于慰安婦，歷史的記載、文學的描述已有不少文字， 但像李碧華這樣，對一個采訪者以一種平等、關懷、慈悲的心情伴隨她這么久，甚至歷 盡磨難，幫助并資助袁竹林在70高齡時尋找自己一生中最親的愛人，實在不多見。李碧 華過去的小說、散文如《胭脂扣》、《霸王別姬》、《誘僧》等，都以奇巧的構思、綺 麗的文字吸引人，但在《煙花三月》中，她一反過去的文風，放棄了對技巧的追求，以 平實的語言，樸素的敘述記錄了一個慰安婦從少女到老嫗的悲慘經歷。正如李碧華在前 言中所寫的：“這不是一個人的故事，是二十萬‘慰安婦’的煙花血淚。”在這本書中 ，李碧華的身份不只是作家，她更多的是以一個記者，甚至一名律師的身份介入的。據 傳二次大戰期間慰安婦人數：韓國有十余萬，日本有兩萬，東南亞和中國臺灣至少有五 千，中國大陸則超過二十萬。李碧華寫道：“歷史上沒有一個國家設立這樣踐踏婦女人 權的可怕‘制度’的。”可是這樣一個制度，如果只有數字，只有史料記載，而沒有當 事人的傾訴，沒有活生生的記憶，沒有細節的保留，我想還是容易被后人淡忘的，許多 苦痛的故事，仍如人間秘密，如果沒有像李碧華這樣的作家深入其間，精心挖掘，它就 有可能漸埋塵土中。 　　我印象最深的是李碧華對主人公袁竹林的內心屈辱和痛楚的敏銳觀察。她寫道：落 入日本人之手后，袁竹林早已不是當初那個鮮艷的小姑娘了，除了在慰安所遭毒打時， 腦袋受到嚴重震蕩，天天疼，并喪失了做母親的權利，還有另一些看不見的東西也如附 骨之蛆，影響她一輩子，在采訪中，李碧華注意到：“給我們沏茶時，她強調‘杯子是 洗干凈的！’，我們一時沒喝，又道：‘杯子已經洗干凈了。’后來，又拿兩個李子出 來，說：‘吃水果吧，李子干凈了。’”她根深蒂固地有了自己“不干凈”的卑微，一 生中，她都在努力地擺脫這種纏繞靈魂的“臟”，這樣的細節和感受也許連好的虛構作 品都難以達到。 　　李碧華給人的感覺并不是一個以“喚起民眾”為使命感的作家，她更多的時候是關 心人的心靈世界，是一個帶有浪漫主義色彩的作家，然而，《煙花三月》的寫作證明， 她并不只是有同情心，她有很執著的社會責任感，只是她從來不把責任感放在嘴上，高 懸頭頂，或以一個優越他人的身份去扮演“救世”的角色。她說：“任何一位戰爭受害 的老婆婆，哭訴最后愿望，我也像很多中國人一樣，盡同等心力協助她圓夢。 　　只是某一天， 　　我們剛好遇上了。 　　就在‘一念之間’……” 　　這讓人想起與她狀況有點類似的日本作家村上春樹，在常人眼里，村上也是一位寂 寞、高雅、遠離現實、喜歡玩味孤獨的作家。但突然有一天，他會組織起調查小組，以 幾近考證的方式去調查震撼全日本的東京的“地鐵沙林事件”，并最后以完全紀實的方 式寫就了《地鐵沙林事件》一書。可惜，國內翻譯了這么多村上的書，唯獨把這本放棄 了。這樣，我們對村上的寫作風格就缺乏全面的了解，對村上其人的評價就容易產生偏 頗。所以，我們現在也可以說，假如不讀《煙花三月》，就難以了解一個完整的李碧華。